摘要：作为一部敷演玄奘取经这一宗教史奇迹的小说，《西游记》既不可避免地浸润了宗教的文化与传统，宣扬着虔诚与顺从、忍让与慈悲的美德；又不甘屈服地设置了神话的叙事与心态，展示出怀疑与否定、抗争与战斗的锋芒。在小说内部，宗教精神与神话精神始终处于起伏消长、互为轩轾的运动过程中。神话精神与宗教精神的对抗与消解构成了小说叙述的动力机制和人物性格的内在冲突，最终上升为全书深沉宏阔的文化景观。这可以从小说的叙述、形象、精神三个方面加以探讨。

关键词：《西游记》；神话精神；宗教精神

一

《西游记》的叙述进程，依事件的顺序、范围及意义，可分为三部分，即第一至七回的孙悟空传，八至十二回的取经缘起，十三至一百回的取经历程。它们构成小说内容的三大板块，同时这种缀三成一的结构也代表着一种着意的追求，透露出一种精细的区分技巧和深刻的价值观念。借助神话学的视角，可以对这三大板块的结构关系与方式作一新的审视。

根据现代神话学者鲍曼、霍尔特克兰茨的研究，民间故事（广义）可分为神话（myth）、传说（legend）、故事（tale）三类，其中，神话是对万物起源、神的行为的记录，其人物是超越人类社会的，活动于远古时代的大地、天上或地下，其意义是永恒的。传说发生于远古之后的某个年代里，其人物被认为是历史上实有其人，其功能在于维护群体现行的宗教信仰和行为同祖先的宗教世界之间的连续性。故事描述的是任何地方任何环境下任何身份的典型人物都可能体验和成功的典型事件，其主要功能在于娱乐。^[1]可以说，在功能的意义上，神话、传说与故事得到了界限清晰的区分。以小说的三大板块比照鲍曼等的分析，可以发现，二者之间有某种异质同构的关系，具体说来，第一至七回对应神话这一范畴，展现的是石猴生命的神话内涵，这一气魄宏大的开场为主人公的活动设置了崇高的起点和辽阔的背景，奠定了小说神话精神的基础，并以此使其高踞于后文的宗教精神之上，暗示了神话的地位与力量；八至十二回对应传说这一范畴，显示出取经缘起的传说形态，它已从神话的光辉中隐退，降落到人间世的恩怨爱憎之中，并以全部笔力宣扬了苦海慈航的佛教信仰，指示了小说以后的发展方向和精神纽结点；十三回至一百回对应故事这一范畴，暗示着人在旅途的故事隐喻，十万八千里处处风波处处险，几多欢乐几多愁，而掩卷思之，都无挂怀，一切意义渗透于鉴赏的娱乐之中。

《西游记》中的神话重构只有在功能的意义上才最适宜被称为神话，这一叙述从遥远的不可追寻的混沌时代写起，历经天地开辟、众生成形、万物发明，终于落脚于孙悟空的出世上。小说重构神话的创世以一系列神秘玄妙的术数推演代替了轰轰烈烈的行动过程，虽然失去了原始性与行动性，却因此而更具有文化的内涵。它首先历数了世界自“混沌”至“天始有根”——“地始凝结”——“天清地爽，阴阳交合”——“天地人，三才定位”的创始过程，通过这种时间上的追根究底，确立了对于宇宙起源与生成的合理解释，并使之具有无可争议的真理价值与永恒意义。接着，由时间范畴转入空间演绎，以磅礴气势，把苍茫大地一分为四，然后叙述的千钧笔力逐渐收回，由东胜神洲而傲来国而花果山，目光所及已为浩瀚宇宙之一点，而神话的聚焦点更在这一点之中的最高点——花果山顶上的仙石，并以同样的神秘数字对其作了界定。至此，英雄诞生之前的一切铺垫都已完成，只以沉默等待那石破天惊的一刻：这块仙石“内育仙胎，一日迸裂，产一石卵，似圆球样大。因见风，化作一个石猴”，在这远古时代的某一天，一个注定的神话英雄诞生了。

孙悟空石中生人的出身是远古灵石信仰的遗留和复活，详见后文。石猴的出世既超越了人类的常规，也由此得以超越人世一切伦理、道德的约束。在远古时代的大地上，石猴称王称圣，寻仙访道，保家除魔，度过了天真快乐的岁月。随后他的活动领域扩大至三界，在大闹天宫中，野性的生命活力与旺盛的战斗精神达到最高点，这一行动虽以失败告终，但在神话叙述的终结处，“若得英雄重展挣，他年奉佛上西方”和“果然脱得如来手，且待唐朝出圣僧”的预言暗示了神话英雄的生命将在后来的叙述中发生重大的转折，并闪烁出更加迷人的光芒。

当神话的叙述终结的时候，传说开始了。取经缘起实际上由两个层次的事件组成，且第一层次君临于第二层次之上。这可以其发生的主要场所——神界和凡界来区分，第一层次的事件是发生在神界的“我佛造经传极乐”，这是取经之行的主要原因和决定因素，行动的目标和行程都已确定，欠缺的只是一个行动的主体。第二层次的事件是发生于凡界的“还受生唐王遵善果”，在此小说的叙述显示出极大的耐心与细致，叙述从最具山野隐逸风味的渔樵攀话、诗词对答开始，表现出一种传统的文人情趣和鲜明的中国特色。自渔樵对话起，一系列事件——魏征梦斩泾河龙、太宗入冥、刘全进瓜、李翠莲还魂等——的发展一环扣一环，共同朝着促成取经的方向靠拢。观音奉旨上长安成为神界事件与凡界事件的联结点，由观音点化、唐王宣旨的西天取经，说明神界最高旨意的代言人和凡界的最高权威在取经人选上达成了一致。小说并将历史人物玄奘的出身履历作了彻底的改换，这一改换在文本内部产生了极其深刻的意义。对玄奘而言，前世的罪过决定了他有取经赎罪的义务，今世的灾难决定了他有取经造福的愿心，而他的佛法深湛又决定了他有取经传世的能力，这使他成为西行取经的首选人，并因此具有了某种神性色彩。对叙述而言，这一出身为小说中诸多事件的发生提供了机缘，金蝉子贬谪转世的身份是他西行路上千磨万难的理由，也是众多妖魔故事的贯穿线索。

作为前后两大板块的过渡和衔接，取经缘起的传说形态展示了神话的没落，就整体功能而言，它赞扬了一种世俗化的宗教信仰，宣扬了一种佛法无边的智慧和佛光普照的慈悲，同时在佛门中提出了“受王恩宠，不得不尽忠以报国”的儒家道德。普渡众生的宗教信仰与尽忠报国的道德信念，成为主人公历尽艰险而无怨无悔的精神支柱和信心来源，它维系了取经集团的团结，使这一群体最终圆满地完成了取经的使命，并从而实现了自身的救赎和解脱。

与神话和传说相比，故事是最世俗化的叙述形态。就形式而言，它采用的是“在路上”的叙述方式，这使得小说文本拥有了广阔的前景和背景，并在表层叙述的背后附加了一个有关道路的隐喻。就主体而言，它生动展示了群体内部的个体性格，并以个体的内涵丰富了群体的表现，同时以个性的冲突作为诸多事件的起因，引领起一轮新的叙述。就审美而言，它有激烈的斗争，却并不使人过分紧张；有生死的抉择，却并不使人切切悬望。小说正是以道路为经，以性格冲突为纬，以鉴赏和游戏的趣味横贯其中，编织出十万八千里的漫游故事。

就本质而言，故事是一系列发生于特定时空内的事件的组织，因而它意味着一个时间和空间的进程以及情节和性格的展现。而要想表现辽远的时间和丰厚的人性，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人物放到漫游的路上。路，作为一种隐喻，对于流浪者，是家园的延伸，梦想的呼唤；对于居留者，是远行的挂念，回归的期盼；而对于旁观者，则是故事的背景、叙述的展开。取经五众行经了广漠长川、高山深谷、田园乡镇、国都郡府，故事的叙述也随之一一舒展开来，形成了一种较稳定的时空转换模式。即在一次大的事件结束之后而下一次大的事件尚未开始之前，插入一段描述时间流逝——多以季节轮回及相应的景物变换为标志——的文字，并因时间而兼及空间，在时间变更中显示出空间改换。这种模式第一次出现于小说第十四回与第十五回，叙述了自“季秋”至“初冬”至“腊月寒天”的时间变迁，其它如在高老庄收猪八戒后、黄风岭之难前，流沙河收沙僧后、四圣试禅心前，以及一些回前诗或回末诗中，也时有此类描写。在时空的无尽转换中，故事展现出了丰富的物性人情。着眼于整体，取经集团有着类似的背景，在有过遭贬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有着共同的目标与利益，这使他们在经过种种冲突后，仍有着凝聚的信心与动力，戮力同心，共赴雷音。在群体的层面上，叙述是质朴、渐进的。但群体的规范既不可能制约全部个体，也不可能全部制约某一个体，正是在个体的意义上，故事叙述呈现出了五彩缤纷的面貌。在群体背景与前程一致的表相下，隐伏着每一个个体独特的性情与体悟。玄奘作为圣僧，是慈悲的化身；作为师父，有教诲弟子的职责。然而，他普施慈悲，却常常不分场合；谆谆教诲，却时时迂腐不类。孙悟空“得个正果”的殷切希望，“一生受不得人气”的高傲品性，与“忆昔当年出大唐，岩前救我脱灾殃”的报恩意识形成了深刻的矛盾，这一矛盾增加了这一个性的厚度与深度，使之显示出某种人性的弱点与内涵。猪八戒对食色二欲的无餍，对高老庄牵肠挂肚的怀念，与取经事业的神圣性构成鲜明的反讽。与以上三人在故事中的喧闹、活跃相比，沙僧与白马是平静的、沉稳的，然而沙僧那“且只捱肩磨担，终须有日成功也”的坚定与虔诚是唯独属于他一个人的，小白龙智斗黄袍怪的一露峥嵘也使他平淡冗长的脚力生涯灿然生辉。在一个群体中，同时存在这些个性迥异的个体，冲突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在孙悟空与唐僧、猪八戒之间。但从叙述的角度来看，唐、孙的冲突常是新一轮事件的起点，具有情节结构的意义；而孙、猪的冲突则往往是事件之中的一种修饰，其作用在于丰富扩展故事的内容与风格。叙述人既掌握着故事本身的进程，又控制着故事讲述的进程，时而纡舒平缓，怡然自得，时而磨折陡生，波澜诡谲。在这一张一驰中，或开心一笑，或与古人同忧，都无非一种远距离的审视与观照。距离的存在，阻止了过分的投入，隔开了切近的焦灼，显示出一种独存鉴赏忘怀得失的游戏心态，接受也因之变成一种轻松愉快的享受。对于大多数接受者而言，吵吵闹闹、嘻嘻哈哈、波波折折、反反复复的取经历程正是《西游记》中最让人津津乐道、阅而忘倦的部分。

二

孙悟空是《西游记》的核心和灵魂，是小说中最富有生机、最活力四射的人物，有着丰厚的人性内涵与深刻的文化底蕴。

与小说中其他人物由父精母血孕育而成的出身不同，孙悟空的出生脱离了人类常态，超出了日常感知范畴。这一“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出身奠定了他日后纵横三界的最初基础，同时这一出身也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源头，沿波讨源，可以一直追溯到远古时代的灵石信仰。在初民物我不分的神秘思维中，石头是一种有生命、有灵魂、有力量的神圣存在，是神秘生死力的象征和实体化。今天，远古灵石信仰的真相已有遥不可追，留给我们的只有神话的讲述和风俗礼仪的证实。中国神话中“禹生于石”及涂山氏化为石“石破北方而启生”的记载正是灵石信仰的明证。而在今太平洋文化圈的一些地区，仍流传着崇拜灵石的风俗，如朝鲜的叠石坛祭祀、日本的“子持石”崇拜等。这一信仰并未随着文明的进程而完全消失，而是作为一种远古时代的朦胧记忆，积淀在人类思维深处，并在后来者的心灵中寻求认同，幻化出种种新生的石头神话。这在《西游记》之前已有先例，如明初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记》中都记载有石中生人的神话。孙悟空的诞生，既直接继承了由石而生这一方式，又赋予其深刻的内在追求。叙述者首先对孙悟空所由诞生的石头作了界定，把它塑造成一块夺天地造化之功的天生仙石，它以自身结构形态的玄妙数字与天地交感互通，这使得孙悟空的身世更神秘与更神圣。其次，叙述者把孙悟空诞生的机缘改造为造化天工的结果：仙石感“天真地秀，日精月华”而孕，这样他的精魂灵气就是直接受之于天地日月，因此成为完全、纯粹的自然之子。再次，叙述者把孙悟空由石到猴的生命形态转化归结于风的作用，这又是对原始思维的一次运用。在原始思维中，生物与无生物的区别在于灵魂的有无，而灵魂最通常的住所或附着物即是气息，风是大自然的气息，也因此常被当作灵魂的载体，石卵因见风而化为石猴，这就再一次确认了孙悟空自然之子的身份，赋予其无比自由的个性。从名称上来看，孙悟空的一生经过了从石猴到美猴王、弼马温、齐天大圣、斗战胜佛的四个阶段，随着小说叙述的进展，其生命历程经过短暂挫折后呈越来越舒展、越来越昂扬的态势。最终，他以全始全终的顽强与坚忍，以对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正果西天——来自神话的生命在宗教的菩提世界中找到了归宿，于“十方三世一切佛，诸尊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密”的庄严梵唱中进入了不灭不垢的永恒。

仙石化生的出身使孙悟空有了完全神性的诞生，另一方面，他赤裸裸地降生于这个世间，既无人伦的约束，也无尘世的挂念，彻底的自由自在又使他成为一种十足的野性存在。以人性的欲望看，可以把孙悟空的人生分为三个阶段，即花果山阶段、大闹天宫阶段和护法取经阶段，分别代表了他欲望的从无到有、无限膨胀及受制阶段；而以野性的存在状态，可以把前两个阶段合并为一个，即野性的存在与张扬阶段，后一个阶段则是野性力图向神性靠拢，在外力与内力的作用下逐渐消解，但又不甘于这种消解，时而顽抗、一露峥嵘的压抑与追求并存阶段。大闹天宫作为孙悟空欲望扩张的明确化，是其人生追求的极致，更是其野性活力的大张扬，在他“十万军中无敌手，九重天上有威风”的无限风光背后，闪现着原始生命狂野、强悍、粗砺的色彩。在某种意义上，大闹天宫宣泄了我们每一个人破坏现在秩序、冲决一切羁绊的疯狂欲望和舒展个性、追求无限的隐秘渴望，因此我们才在心中认同了他的野性，并赞赏他在这一过程中体现出的活力与生气。但从人生功业的角度来说，野性的张扬显然不是建功立业的正当途径，仅有野性的张扬也不可能得到生命的完满。在《西游记》的逻辑世界中，野性所对应的是“妖仙”的低级境界，野性的妖仙要修成正果，必须经过“尽勤劳，受教诲”的磨难。经过五行山下五百年被压，孙悟空悔悟前情，“秉教加持，入我佛门，再修正果”，随唐僧踏上了漫长的取经之旅。

然而，在孙悟空身上，妖仙的野性本能与正果的神性目标之间既横亘着十万八千里的艰难途程，更贯穿着严峻考验。在十四年的取经路上，孙悟空经受了种种磨难，这可以从取经集团的利益和孙悟空自身的处境两个方面来分析。就孙悟空自身而言，他必须在人伦与野性、正果与妖仙之间作一抉择。作为与生俱来的本性，野性的难以消除，引起了人物内心世界中神性与魔性的激烈斗争。在取经这一艰难的历程中，需要的不仅是唐僧矢志西行的虔诚，孙悟空降妖捉怪的武功，更需要的是师徒四众的团结一致，同心戮力。取经作为一项“山大的福缘，海样的善庆”，注定了取经者能得金身正果，这不可能不在孙悟空的内心中引起波澜。从他的自身条件来看，他的神通使他有独立完成取经任务的能力，而不愿受制于人的天性则使他潜意识中有独立取经成功的渴望。小说以真假行者、二心竞斗的隐晦叙述暗示了孙悟空内心的秘密。真假行者实际上是孙悟空内心潜意识与意识的实体化，而假行者“我自己上西方拜佛求经，送上东土，我独成功，教那南赡部洲人立我为祖，万代传名”的愿望也正是孙悟空的隐秘愿望，但这一愿望隐藏于他的内心深处，一直处于受压抑的状态，假行者的出现使这一愿望公开化、明朗化了，这既引起了孙悟空的恐惧，也引起了他的愤怒。真假行者的难以辨别和争斗不休，显示了二心的顽固和难以克服：一心可成千万事，二心不可成一事，正是小说在此处显示出的深刻训诫。实际上，取经路上的重重劫难，不仅在于为山程水驿的实际进程设置了层层阻碍，更在于为取经人的精神世界设置了一次又一次严肃的拷问与审判。

在走向皈依的道路上，他要面对的不仅是外界的强魔狠怪，还有取经集团内部的意见纷争；不仅有强魔狠怪的逞凶肆恶、横暴不法，还有他们的伪装变化、挑拨离间；不仅有被唐僧无故冤枉、责骂的屈辱，还有被无辜惩罚、驱逐的痛苦。尤其是后者在孙悟空的心里引起了极大的感慨与悲哀，甚至使他丧失了西行的信心。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孙悟空的精神与意志显出尤其深刻的意义。从唐僧与孙悟空的冲突看，实际上包含了两个层次的内涵，第一个层次是如何识别人妖，尤其是如何识别伪装成人的妖；第二个层次是在人妖已辨之后，如何对待妖魔（人中的恶人也可说是人形的妖），是以善止恶，还是以恶止恶。唐僧作为一个肉体凡胎的普通人，分不清人妖、善恶、好坏，本也无可厚非。但在第二个层次的意义上，唐僧以“扫地恐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的大慈大悲，主张劝善止恶；而孙悟空以“妖精乃害人之物，你惜他怎的”的爱憎分明，主张除恶务尽，这就在二者之间造成了尖锐的矛盾。从表面上看，这是两种行为方式的矛盾，而从实质上看，却是两种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的对立与冲突。

在《西游记》中，宗教精神与神话精神双峰并峙。就人物的基本属性来分，唐僧可称是宗教精神的肉身代表，孙悟空则是神话精神的实体象征；就人物的个性内涵来说，孙悟空身上既有神话精神的深刻印痕，也受到宗教精神的某些影响。以“天灾苦困遭磨蛰，人事凄凉喜命长”的五行山被压为中点，此前可以说是孙悟空人生的神话阶段，其人生曲线不断上升，在大闹天宫中达到野性生命力的最高点。这可以看作是神话对宗教的胜利，是神话力量、神话精神的最高点。然而这一野性的发泄最终以失败告终，被压五行山成为宗教精神与神话精神力量对比的转折点。“妖猴大胆反天宫，却被如来伏手降”的结局意味着宗教力量对神话生命的挫败，也意味着已成正果者对尚为妖仙者的警诫与惩罚，同时还预示着神话力量从此不再是叙述的主导因素，而是成为潜层的精神支柱，把表层叙述的控制权让位于宗教力量。经过五行山下被压的象征性死亡，孙悟空获得了新生，从此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变。如果说，此前他拥有的是神话人生，那么此后他步入的则是宗教人生，五行山成为神话人生的终点和宗教人生的起点。这座山在后来的小说叙述中被改称为两界山，这一名称具有深刻的象征意味。从两界山开始，小说的叙述由质实的历史进入了空灵的幻想，由凝重的杖策孤征走向了飘逸的集团漫游。对于孙悟空而言，两界山隔开的是辉煌的过去与莫测的未来，是无羁无绊的自由与紧箍咒下的痛苦。可以说，紧箍儿代表的是宗教的约束力量，而孙悟空时时想除去紧箍儿的冲动则是神话精神的留存，当正果西天时，他那将紧箍儿“脱下来，打得粉碎”的切齿痛恨，不能不让人觉得，对于他来说，功成正果的意义尚比不上除去紧箍儿的喜悦。在为取经而历尽千辛万苦的十四年中，孙悟空也并没有表现出多少佛徒的虔诚与信仰，而是仍然一路高举着荡清尘宇的金箍棒，并最终以斗战胜佛的独特方式暗示了宗教的无奈妥协和神话的勃勃生机。

三

就内在实质而言，神话精神与宗教精神是完全异质的。神话精神既有畏神的颤栗，也有渎神的冲动，而且即使在敬畏中也不乏愤怒与抗争；宗教精神则只片面发展了畏神的惊惧与屈服，任何怀疑与质问都成为渎神的罪孽。在畏神与渎神的意义上，它们构成了二元对立的关系，同时在神话精神自身内部也存在着畏神与渎神的二元对立，这使得神话精神比宗教精神在哲学内涵上更为丰富复杂。当神话已经变成遥远的追忆，而宗教被当作一种世俗化的工具时，二者的界限更显得如隔天堑。在精神实质的意义上，可以说，在《西游记》之前和之后，都没有一部小说尝试着把二者结合到一起来，使这两种精神在不停的对抗与消解中支配叙述的进程，并最终升华为一种文化的深刻反思与观照。

《西游记》在前七回中重构了一个创世神话和一个英雄神话，并以此使神话精神贯穿于小说叙述的始终，与玄奘取经这一事件本身固有的宗教性互为轩轾，此消彼长，在碰撞与冲突中形成了对峙之势。从总体上看，宗教精神所拥有的是广度，书中的正面人物几乎无不是宗教的信徒，无不宣扬善法；而神话精神所拥有的是深度，它虽然仅体现在孙悟空一个人身上，但其影响却极为深刻，成为孙悟空生机勃发的源泉，并以此而带动了全篇。宗教精神的广度与神话精神的深度相比较，前者在情感表相上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后者则在思维方式上具有强烈的渗透力。就叙述的实现过程而言，宗教的叙述是稳重厚实的，以收到度化劝诱的效果；神话的叙述则是跳脱轻灵的，显示出意在言外的用心。一般地，对于文学作品来说，神话与宗教层面的意义往往凌驾于文本其他叙述层面之上，成为作品思想的最高寄寓和主题变奏的形而上层次。《西游记》中也是如此，不同的是，在《西游记》中，神话意义层面与宗教意义层面不是并列平行的，而是处于一种互动的变化发展过程中，时而神话意义层面高于宗教意义层面，时而宗教意义层面高于神话意义层面，时而二者并驾齐驱，不分高低。

从神话心态来看，可以分为畏神与渎神的两种。从哲学的意义上讲，我们也可以说，畏神的本分与渎神的冲动是人类思维和意识的两极，前者使人类保持了自知的智慧，在规则与秩序的范围内寻觅安身立命之处；后者则使人类拥有了超越的欲望，在打破现存秩序、冲决游戏规则中探索更上一层楼的人生新境界。这样，畏神和渎神就具有了广阔的生命内涵和哲理价值，而不仅是一个神话学的研究概念。

作为一种重构神话，《西游记》中的神话既全面改造了原始神话的面貌，又在深层意识上远绍了原始神话的精神追求。畏神与渎神的对立作为神话最深刻的内在矛盾，在《西游记》中也同样得到了深刻的展现。孙悟空这个来自遥山远野的精灵，在他的生命中积淀了神话的追求与失落、渴望与幻灭、狂欢与悲哀。当小说叙述的大幕缓缓拉开时，他就以天地精华所生、日月灵秀所孕的完美姿态出现在我们面前——这是小说继天地开辟、万物化生后所具体讲述的第一个人物，它的肇始意义是巨大而深远的。在他人生的神话阶段，他从畏神走向渎神，并在渎神中显示了他的生命活力。而在他人生的宗教阶段，畏神与渎神的关系显得复杂化了，二者的界限也不再清晰。从表面上看，他是从渎神回归到了畏神，从无法无天的放肆进入了有牵有挂的约束。而在实际上，他的畏神不再是纯粹的畏神，而是渎神精神中的畏神；他的渎神也不再是单纯的渎神，而是畏神情绪下的渎神。在进入宗教叙述后，受宗教神祇崇拜以及禅宗“呵佛骂祖”时代影响，神话中畏神与渎神的对立不再明显，而是更多地趋向于二者混融的状态，这种状态一方面显示着神话形态的逐渐消蚀，另一方面也透露了宗教走向世俗的信息。

玄奘的西行取经，不管是在本事的真实中，还是在文学的演绎中，都从来不曾离开过宗教，宗教也从来不曾放弃过对这一事迹的利用和改造，直到《西游记》中这一利用和改造达到了极致。不管其本意如何，小说的客观效果和真正意义却在于，它深刻揭橥了宗教的内部矛盾，显露出宗教在发展过程中所必然出现的悖论和冲突。以历史的记载与小说的叙述相比照，玄奘取经凭的是“胜典虽来，而圆宗尚阙，常思访学，无顾身命”^[2]的宗教学理热情，唐僧取经“定要到西天，见佛求经，使我们法轮回转，愿圣主皇图永固”的弘誓大愿则已带有尽忠报国思想的影子，走上了不可避免的世俗化之路；玄奘“翘心净土，往游西域，乘危远迈，枚策孤征”，^[3]显示了真挚信仰激励下的个人英雄胆略，唐僧则“得性命全亏孙大圣，取真经只靠美猴王”，主角地位的失落象征着信仰的不足为恃和信念的丧失。可以说，《西游记》中的宗教已无形而上的皈依，而只有形而下的度化；已无信仰上的指引，而只有修行上的教训；已无精神上的感染，而只有律条上的约束——至此，宗教已从出世间的超越跌落到入世间的平庸。《西游记》中的宗教虽以一种宗教的面貌出现，但在内在精神和价值追求上却已离宗教很远了，尤其在信仰与教义的层面上发生了可悲的分裂，这突出而深刻地体现在唐僧对“善”这一概念的理解与实践上。

在小说的叙述中，唐僧作为除诸神佛外宗教精神的最主要体现者，善成为他一切思想与行为的核心，规定着他的处世原则、价值评判以及道德取舍。以善为立足点和审视点，唐僧的一切言论、行动、情感、心态都围绕着这一观念显示出各异的情态，并揭示出了善作为一种信仰和作为一种教义的分裂与冲突、对抗与悖谬，这后一点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

小说在表层叙事中，把唐僧的慈悲好善作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从他自己的言行上来说，“出家人时时常要方便，念念不离善心，扫地恐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是他不时念叨的话头，也是他日常的行为准则；从小说其他人物的评价看，观音谓“唐三藏奉旨投西，一心要秉善为僧，决不轻伤性命”，是作为旁观者得出的公允结论。一切似乎都表明唐僧真的是一个“慈悯的圣僧”，他信仰着善，也身体力行着善；皈依着善，也虔诚宣扬着善。然而，唐僧之所以为善，追究其深层原因，却会发现这一观念在他心目中的真正价值与用途，发现他在实际履行中对善的扭曲与篡改，发现他行善积德的表相下真实的卑微心计。在御弟圣僧这一炫目的光环下，掩盖着他令人齿冷的自私；在与人为善、慈悲为本的行动背后，隐藏着他不受今世牵累、脱免来世果报的自利。在这里，作为内心信仰的善，与作为戒律教义的善，就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后者日益向着表面化、强制化的方向堕落；而前者则一方面向着纯精神的方向上升，成为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另一方面又向着实用化的方向下跌，成为一种可以招之即来的实际利益。在唐僧身上，这一分裂具体表现为一种教义的利他化与信仰的自利化的矛盾统一和冲突共存。

从表面上看，唐僧所奉行的善是利化的，无论对妖魔的慈悲宽恕，还是对受苦难者的搭救，且不管这对他本人来说利弊与否；但从对象的角度来说，总是对其有利的。然而，从深层心理层次上来看，唐僧的这种善，又是以自利为归结的，对妖魔的慈悲宽恕，是为了免受来世的轮回果报；对苦难人们的怜惜搭救是为了修成今世的进功德业。在唐僧身上，利他是表象，自利却是实质；利他是手段，自利才是目的；利他成为教义约束下的自觉行为，自利却变为信仰灵光下的隐秘心态；作为教义的善是利他的，而作为信仰的善却堕落成自利的。小说中在每一次需要对孙悟空和唐僧对待妖魔的态度做出选择和评价时，都常充斥着唐僧喋喋不休的说教，这些几近雷同的说教的反复出现，透露出了唐僧以利他为自利的内心真实的消息。小说中最典型的例子有三处，且都与孙悟空有关，分别出现于第十四回孙悟空打死六贼后、第二十七回打死白骨精后、第五十六回打死草寇后，这三处情节有一个相同点就是，以利他——孙悟空的打死六贼、白骨精、草寇显然都是为了唐僧及取经集团的利益——为目的的孙悟空受到了责骂甚至驱逐，而以自利为目的的唐僧——详见下面的分析——却担当起了教育子弟的职责，以自利者引导利他者，以自利者规范利他者，以自利者控制利他者，形成了一种可悲的人生境遇，同时也是一个难以解释的怪圈。

六贼劫径之难是孙悟空跟随唐僧后所经历的第一难，也是师徒共同面对的西行第一难，在这一难中，孙悟空与唐僧对善恶的评判已经显出了矛盾。孙悟空打死六贼，唐僧却义正辞严地教训了孙悟空，这段教训从出家人应有“慈悲好善之心”开始，不可谓不至大正刚，理直气壮；接着却突然急转直下，说出“早还是山野中无人查考”之语，这话不管从哪种角度来分析，都很不光明正大；最后这段教训落脚于你若撞出祸来教“我怎能脱身”，这就终于彻底抛弃了圣僧的庄严法相，揭开了慈悲好善的面纱，露出了小人之见的自私自利心理。在这段教训中，唐僧的精神境界显示出了三个阶段、三个层次的内涵，而从总体上说，愈趋愈下，愈趋愈阴微鄙陋。白骨精之难及草寇之难中唐僧的表现也可以作如是分析。可以说，在唐僧身上，佛之为佛的实质已完全失去，甘为全人类担当一切苦难和罪恶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慈大悲精神已丧失殆尽，剩下的是为了一己成佛的卑微心愿。当成为一种手段时，善的真正内涵就被扭曲了，善的真正追求也丧失了本真的意义。善的堕落沉沦显示了宗教的堕落沉沦。

以上我们对小说中神话精神与宗教精神的对立，陆续作了论述，从总体上说，孙悟空与唐僧之间的矛盾冲突在深层心理上无不体现为神话精神与宗教精神的对立与冲突。来自大地的生命——孙悟空身上洋溢着斗争的风采，不屈的意志；而来自天国的生命——唐僧身上则充满着忍耐的孱弱，慈善的庸俗。唐僧对孙悟空的每一次惩罚都造成了不良的后果，而孙悟空的每一次胜利，都可看作是神话的斗争精神对宗教的慈悲精神的胜利，这一胜利在宗教的表层光环下闪着更深邃的光芒。

对立是前进的动力，但只有对立却必然陷入混乱。换言之，神话精神需要规范和引导，于是宗教精神适时的站出来，担当起了这一职责。而作为宗教本身而言，它有着明朗的行为目标、确定的价值追求，然而却缺少一种可以在现实中切实可行的行为方式和追求之路，它所标榜的善只有在目的的意义上才具有某种永恒性的价值，而在手段的意义上恰是妨碍目标达成的障碍，因此，宗教精神需要寻求一种具有可打操作性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于是寻找到了神话精神。可以说，宗教为神话精神的宣泄树立了确定性的价值目标，而神话则为宗教精神的追求提供了实质性的修行途径。在这一点上，二者达成了完美的结合和融和。小说在“功成行满见真如”的第九十八回中，师徒五众都渡过了凌云仙渡，“脱却胎胞骨肉身”，此时，唐僧才意识到孙悟空等的重要性，“反谢了三个徒弟”，而孙悟空则说：“两不相谢。彼此皆扶持也。我等亏师父解脱，借门路修功，幸成了正果；师父也赖我等保护，秉教加持，喜脱了凡胎”，这正是在取经之路的终点处指明了宗教提供的是“正果”的理想追求，而神话则显示了“保护”的实践功用。

综观小说全部，神话精神与宗教精神的二元对立与二元互补又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二者分中有合，合中有分，对立中有彼此的妥协，互补中也有双方的冲突。当孙悟空由神话走向宗教时，他的人生改变了方向，确立了以宗教作为最终价值指归的理想；而当他功成正果时，既意味着他来自自然，而最终超越自然，又以斗、战、胜的战斗锋芒与佛的无嗔无欲构成对立的两极，暗示着神话的生机与宗教的退让，在这一积极进取的生命意志中闪烁出神话精神的美丽光辉。

注释：

^[1]大林太良.《中国神话学入门》[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33~34.

^[2]玄奘.《还至于阗国进表》，见朱一玄、刘毓忱.《〈西游记〉资料汇编》[G].开封：中州书画社，1983：13.

^[3]李世民《大唐三藏圣教序》，见朱一玄、刘毓忱.《〈西游记〉资料汇编》[G].开封：中州书画社，198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