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百回本《西游记》第九回“渔樵攀话”情节位于取经缘起部分的开头，无论从位置安排还是文化意蕴上都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和寓言特质。这一情节不仅在小说叙述上具有延宕叙事与节奏调节的双重功能，同时“渔樵”意象本身的内涵特质以及“渔樵攀话”情节在小说中的价值解构性，使得取经之行尚未展开之前已暗含了叙述者对其意义的质疑与消解。

关键词  百回本《西游记》  渔樵攀话    叙事功能    意义消解

百回本《西游记》第九回是关于取经缘起人间部分的叙述，在小说整体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华夷图上看，天下最为头”的东土大唐人才济济，叙述者却没有从唐太宗驾前“安邦定国的英豪，与那创业争疆的杰士”说起，反而以长安城外泾河岸边的渔翁张稍与樵子李定这两个“不登科的进士，能识字的山人”开篇，以两千多字的篇幅，洋洋洒洒铺叙了一段“渔樵攀话”的生动情节，引领起后文的所有故事。对这一情节，历来学者大多从艺术性即吴承恩改编西游故事的贡献着眼，如郑振铎先生早在20世纪三十年代就对比研究了本回与《永乐大典》一万三千一百三十九卷“送”字韵“梦”字条的“魏征梦斩泾河龙”片断，指出“那么古拙的《西游记》，被吴承恩改造得那么神骏丰腴，逸趣横生，几乎另成了一部新作”[②]，但一般研究者往往忽视了这一情节在小说叙事上的特殊功能及其对小说重构的取经之行的独特意义。实际上，百回本创造出这样一段故事，并将之置于取经之行即将开始之前，无论从位置安排还是从文化意蕴上看，都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和寓言特质。

一

在《永乐大典》一万三千一百三十九卷“送”字韵“梦”字条的“魏征梦斩泾河龙”中，与张稍、李定相关的情节表述极其简单：

长安城西南上，有一条河，唤作泾河。贞观十三年，河边有两个渔翁，一个唤张稍，一个唤李定。张稍与李定道：“长安西门里，有个卦铺，唤神言山人。我每日与那先生鲤鱼一尾。他便指教下网方位。依随着一日下一日着。”李定曰：“我来日也问先生则个。”

寥寥百字，已将张稍、李定之事交代一过，后文直接引出泾河龙王与袁守诚，叙述简洁干练,而至百回本中，同样的内容却用了两千多字的篇幅来表述，堪称“神骏丰腴，逸趣横生”，但这一改编与扩充的作用却并不仅仅在于此，其在小说叙事上的功能亦颇值得注意。

整部《西游记》的结构可分为大闹天宫、取经缘起、西天取经三个部分，而作为前后两部分衔接的取经缘起则是分为两个层次来叙述的，第一层次是西天灵山仙境的“我佛造经传极乐”，这是取经之行发起的最根本原因，也为取经之行提供了最高层次的动力，使取经之行成为小说中“无神不保，无天不佑，三界通知，十方拥护”（六十一回）的光明事业；第二层次则是人间东土大唐的“还受生唐王遵善果”，这是取经之行发起的次级原因，为取经之行提供了行为主体和精神领袖：大唐高僧陈玄奘。在第二层次事件的叙述中，由渔樵攀话起，至玄奘西行止，包含了大大小小十余个事件，构成了一种链状模式，可参照下图：

从上图可以看出，张稍、李定的“渔樵攀话”为玄奘的取经之行提供了原初推动力，而后借力生力，如同多米诺连锁效应，一倒百倒，环环相扣，最终促成了玄奘的出场与取经之行的启程。正如《古本西游证道书》第十回忄詹 漪子回评所云：“此一回乃过接叙事之文，犹元人杂剧中之楔子也。然此楔子亦甚不易做。盖楔者，以物出物之名。将言唐僧取经，必先以唐王之建水陆楔之；将言水陆大会，必先以唐王地府还魂楔之；而唐王地府之游，由于泾河老龙之死；老龙之死，由于犯天条；犯天条，由于怒卜人；怒卜人，由于渔樵问答。噫！黄河之水九曲，泰山之岭十八盘，文心之纡回屈折，何以异此！”不过，“渔樵攀话”在此所起的作用不仅仅是文心之妙，更是一种叙事节奏的巧妙调控。这一情节的设置使得小说关于取经人选的叙述至此发生大幅度延宕，通过对“渔樵攀话”这一静谧悠然的静态场面的大力铺叙与渲染，小说叙事在此几乎停顿，这样就与前面第八回观音自灵山至长安一路匆匆行来寻找取经人的一系列行动以及本回后文自泾河龙化形买卜开始到玄奘启程西行的一系列行动相得益彰，共同构成动静结合、刚柔互济、冷热相间的叙事节奏，使得小说行文从容不迫，张弛有度。“渔樵攀话”犹如一组优游从容的慢镜头，鲜活细腻地展现了一幅自然山光水色与美好人间生活相交织的生活场景，舒缓了前文观音寻找取经人的匆忙步履，使得故事进展得以暂时遏制，而这种暂时性遏制又起到了充分的蓄势作用，为后文的风波迭起波澜起伏提供了充足的势能，使得后面的故事续续相生，每一事件的发生既是前一事件之果又是后一事件之因，因果相继，连跗接萼，文气充沛，文脉畅通，如一泄千里。

与此同时，叙述者在取经缘起部分的开头加入这样一段“渔樵攀话”的情节，还有超越纯粹叙事功能之外的意义。

二

《永乐大典》所引古本《西游记》中，张稍与李定均为渔翁。渔翁本是古典文学中一类特定人物形象，除却职业意义上的渔夫外，从垂无饵之钓的姜太公，到披羊裘钓泽中的严光，到《楚辞》中唱着“沧浪之水”飘然远去的渔父，构成了文学史上一个具有独特内涵的人物系列，可参见拙文《一竿风月  无限烟霞：中国古典诗词中渔父意象探源》[③]。然而，在古本《西游记》，这两个渔翁之所以为渔翁，不过因其职业，因而当张稍说自己依着神言山人之卦“百下百着”时，李定也决定“来日也问先生则个”，更多地带有写实性。

到了百回本，则将写实性的“两个渔翁”置换成了更具象征意义的一渔一樵。“渔樵”本身也是古典文学中常见的并置意象和艺术形象，所谓“尝怜古图画，多半写樵渔”[④]，“世言樵渔者，必联其命称，且常与隐君子事”[⑤]，渔樵并称，往往成为隐逸之情、淡泊之情的另一种表述，对此前贤已多有论及，[⑥] 此不赘述。总得来说，百回本中“渔樵攀话”情节的具体设置并未脱离以往隐逸文学的常见思路，仍然习惯性地将人世间的荣华富贵功名利禄与大自然的青山秀水烟波旷野作为对立面来描写，在张稍与李定展开“水秀”与“山青”的争论前，张稍的“引言”实际具有涵括整个“渔樵攀话”情节的意义：

张稍道：“李兄，我想那争名的，因名丧体；夺利的，为利亡身；受爵的，抱虎而眠；承恩的，袖蛇而走。算起来，不如我们水秀山青，逍遥自在；甘淡薄，随缘而过。”李定道：“张兄说得有理。……”

这样，一开始，张稍与李定就将争名夺利、受爵承恩等人世追逐设定为“逍遥自在”、“随缘而过”的隐逸生活的对立面，并表达了明确的取舍与褒贬，李评本在此处有眉批：“人人晓此，人人不晓此”，表达了对人人知其理而未能行其事的感慨。在下文张稍、李定的联章中，也有多处涉及此意，如：

涤虑洗心名利少，闲攀蓼穗蒹葭草。（张稍《蝶恋花》）

一觉安眠风浪悄，无荣无辱无烦恼。（张稍《蝶恋花》）

蓑衣当被卧秋江，鼾鼾睡，无忧虑，不恋人间荣与贵。（张稍《天仙子》）

酕醄醉了卧松阴，无挂碍，无利害，不管人间兴与败。（李定《天仙子》）

随心尽意自安排，朝臣寒待漏，争似我宽怀？（张稍《临江仙》）

绿蓑青笠随时着，胜挂朝中紫绶衣。（张稍，诗）

草履麻绦粗布被，心宽强似着罗衣。（李定，诗）

口舌场中无我分，是非海内少吾踪。（联句）

潜踪避世妆痴蠢，隐姓埋名作哑聋。（联句）

名利心头无算计，干戈耳畔不闻声。（联句）

采薪自有仙家兴，垂钓全无世俗形。（联句）

身安不说三公位，性定强如十里城。（联句）

十里城高防阃令，三公位显听宣声。（联句）

在张稍、李定以隐逸眼光出发的价值体系中，世俗的荣辱、成败、兴亡等等都是毫无意义毫无价值的，而只有超脱名利、陶情山水的生活才值得追求，因而李评本在上述诗句处多次以“快活”的眉批表达对这种生活的向往。作为“渔樵攀话”的主体部分，“水秀”与“山青”的争论其实始终是以世俗生活为参照系来进行的，所争论者只是在“水秀”与“山青”这两种超脱世俗的生活中哪一种更好而已，无论是坚持“山青不如水秀”的张稍，还是坚持“水秀不如山青”的李定，他们选择的基准都是建立在对尘世征名逐利丑态的否定之上。因此，此处“渔樵攀话”的功能就在于对于世俗意识形态与价值评判的消解，而且这一消解并未随着张稍与李定的退场而退出，而是始终绵延于整个百回本的文本叙述中，作为一种独立于取经故事之外的声音，发出了对于取经之行或微弱或强烈的质疑，并推而及于取经之行背后的三教背景和传统价值观。

正是因为“渔樵”作为意象本身以及“渔樵攀话”这一情节的消解性，实际上在三界共赞、十方拥护的取经之行尚未正式展开之前，叙述者已经以冷峻、淡然、疏离的眼光给予了世间一切追逐行为以当头棒喝。这一情节出现在轰轰烈烈的“大闹天宫”之后、艰苦卓绝的取经之前，因而具有特别的意味，从这一角度，可以更好地理解百回本取经之行的主角——唐僧对待取经的态度，实际上也代表了叙述者对待取经之行的某种看法。

在做了从“渔樵攀话”到“太宗入冥”的诸多铺垫之后，“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取经之行在一开始就担负起了“祈保我王江山永固”的政治职能，在这里佛门高僧玄奘表现出丝毫不亚于台阁重臣的政治嗅觉，自觉自愿地接受了取经的重任。然而，当玄奘接受取经之旨回到洪福寺中后，面对徒弟“尝闻人言，西天路远，更多虎豹妖魔，只怕有去无回，难保身命”的担忧，玄奘的回话：“我已发了弘誓大愿，不取真经，永堕沉沦地狱。大抵是受王恩宠，不得不尽忠以报国耳。我此去真是渺渺茫茫，吉凶难定”却显示出他复杂动荡的内心情感，有豪言壮语既已出口无从反悔的尴尬，又有为人臣子理当尽忠报国的决绝，还有对前途莫测命运未卜的隐忧。

头顶着“御弟圣僧”的炫目光环，怀抱着对大唐王朝与太宗皇帝尽忠报国的赤诚，伴随着“定要捐躯努力，直到西天；如不到西天，不得真经，即死也不敢回国，永堕沉沦地狱”的誓愿，玄奘踏上了原本以为“只在三年，径回上国”的取经之路。然而，西行一路之上，唐僧“处处有难，步步该灾”，“遇妖精就捆，逢魔头就吊”，九死一生的遭遇使他平添了许多感触：

首先是感慨自己当初贸然起行，根本“不知有山川之险”，如第三十六回，唐僧向孙悟空感叹：“西天怎么这等难行？我记得离了长安城，在路上春尽夏来，秋残冬至，有四五个年头，怎么还不能得到？”第四十三回，唐僧面对滔天黑水，感慨：“一自当年别圣君，奔波昼夜甚殷勤……何时满足三三行，得取如来妙法文”；第四十七回面对“亘古少人行”的八百里通天河，唐僧又滴泪道：“我当年别了长安，只说西天易走，那知道妖魔阻隔，山水迢遥”；第八十一回，唐僧偶感风寒，便欲命孙悟空给唐太宗寄书，上言“当年奉旨离东土，指望灵山见世尊……有经无命空劳碌，启奏当今别遣人”；直到第八十六回，马上就接近天竺国了，唐僧还在感慨“碌碌劳劳何日了，几时行满转唐朝”。从这诸多描写中可以看出，当年立志“坚心磨琢寻龙穴，着意修持上鹫峰”的大唐高僧陈玄奘，对取经之行艰难程度的估计严重不足。正如有学者戏言的，假如唐僧预先知道前途比他想象的更艰难百倍、千倍，他还敢踏上取经之路吗？[⑦]

其次，西行一路上，不仅餐风宿露，跋山涉水，而且男妖欲食其肉、女妖欲求其阳，唐僧经历了比其他人更多的考验与磨砺，多次面临九死一生的关头。虽然一路上唐僧都是以尽忠报国的儒家信条作为自己的精神动力，然而，尽忠报国又是为了什么呢？这个问题似乎一开始并没有进入唐僧的思考范围，直到取经路程走到“五万四千里”、“已七八个年头，还未见佛面”的时候，他才恍然若有所悟。第四十八回中，当看到商人因“这边百钱之物，到那边可值万钱；那边百钱之物，到这边亦可值万钱，利重本轻”而“不顾死生”，冒险走在通天河冰面上时，唐僧没有像一般的儒生那样谴责世人见利忘生，也没有像一般的佛徒那样悲悯世人贪痴暗昧，反而有感而发：

世间惟名利最重。似他为利的，舍死忘生。我弟子奉旨全忠，也只是为名，与他能差几何！

在这里，唐僧不仅把所谓“山大的福缘，海深的善庆”的取经事业与商人重利轻生的营利活动相提并论，而且毫不掩饰地把自己的取经之行说成是“奉旨全忠，也只是为名”，这样一来，无疑彻底解构了前半部分对于玄奘“赤胆忠心”的渲染，而与“渔樵攀话”的内在精神连通了起来，所谓“争名的，因名丧体；夺利的，为利亡身”，是否正是唐僧此时的内心独白？这也是“渔樵攀话”的故事结束之后，其内在精神在小说文本中荡起的袅袅余音。

到了小说第九十六回，取经人行到铜台府，唐僧前去问路[敬1] ，“长街上，只见廊下坐着两个老儿叙话”，“闲讲闲论，说甚么兴衰得失，谁圣谁贤，当时的英雄事业，而今安在，诚可谓大叹息”，这段叙述突如其来，既无前因，亦无后续，似乎是对唐僧的点化，但又未加任何说明。再如第五十回，猪八戒在青牛精点化的楼阁中见到白森森一堆骸骨，“骷髅有巴斗大，腿挺骨有四五尺长”，不由腮边泪落，并即兴赋诗一首：“那代那朝元帅体，何邦何国大将军。当时豪杰争强胜，今日凄凉露骨筋。不见妻儿来侍奉，那逢士卒把香焚？谩观这等真堪叹，可惜兴王霸业人。”然而，在整个百回本中，猪八戒本不是如此多愁善感之人，此前在通天河畔的陈家庄，孙悟空要猪八戒一起变化了去救陈关保与一秤金时，吃饱喝足的猪八戒大惊道：“你要弄精神，不管我死活，就要攀扯我”；即使后来在比丘国，一千一百一十一个小儿面临被挖心肝的命运，唐僧为此“灯前洒泪长吁叹，痛倒参禅向佛人”，猪八戒却毫不在意地说唐僧“专把别人棺材抬在自己家里哭”，“他伤的是他的子民，与你何干”，“且来宽衣服睡觉，莫替古人担忧”，以致被唐僧指责为“是个不慈悯的”。因此，此处猪八戒的诗就显得非常突兀，而且在整部百回本中，除了那些自述出身、相貌、本领的韵语或诗之外，猪八戒一共做了两首诗，第三十六回的那首是典型的猪八戒风格：“吃饭说我肚子大，拿碗又说有沾涎”云云，因而第五十回的这首诗就显得分外突兀，不仅前后情节毫无关联，而且也与小说人物的性格相矛盾，似乎是为诗而诗。单独来看九十六回与五十回的这两个情节，与小说的主要故事进程几乎毫无关联，纯属穿插，然而这两个情节在价值取向上的一致性即对于名利征逐盛衰兴亡的感叹、对于正统价值观的解构，却与第九回的“渔樵攀话”情节有内在相通性。当然，小说中这些描写的意义不宜过度阐释，如某些研究者所认为的：“一部《西游记》从头到尾都未离此主题：像隐士一样，淡泊明志，恬静怡性，超三界，出五行，视富贵如浮云，看名利如粪土” [⑧]，但这一现象本身却不能不引起关注。

三

作为百回本的独创，“渔樵攀话”以其对世间名利的消解，成为隐藏于小说表层叙事之后的价值评判，然而，这一情节在小说中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前有铺垫后有余音，如果把相关的描写串连在一起，或许可以理解，小说叙述者是出于什么样的用意而把这种微弱然而不绝如缕的声音绵延于百回长篇之中。早在前七回孙悟空的英雄史中，叙述者已经在非人间的叙述之外兼及了对世态人情的讽谕，第一回写到美猴王访道求仙，来到南赡部洲地面，却“见世人都是为名为利之徒，更无一个为身命者”，叙述者并以：

争名夺利几时休？早起迟眠不自由！

骑着驴骡思骏马，官居宰相望王侯。

只愁衣食耽劳碌，何怕阎君就取勾？

继子荫孙图富贵，更无一个肯回头！

这样一首通俗诙谐却生新尖刻的诗表达了讽刺与感慨，这首诗在内容与风格上与明朱载堉所作的《山坡羊·十不足词》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词云：“逐日奔忙只为饥，才得有食又思衣。置下绫罗身上穿，抬头又嫌房屋低。盖上高楼并大厦，床上缺少美貌妻。娇妻美妾都娶下，又虑出门没马骑。将钱买下高头马，马前马后少跟随。家人招下十数个，有钱没势被人欺。一铨铨到知县位，又说官小势位卑。一攀攀到阁老位，每日思想要登基。一日南面坐天下，又想神仙下象棋。洞宾与他把棋下，又问那是上天梯？上天梯子未做下，阎王发牌鬼来催。若非此人大限到，到了天上还嫌低！”[⑨]类似词曲自元明以来在社会上流传较广，百回本采之入书，既是受前代与当代风习影响，又是对世情贪痴的感叹。而在叙述了南赡部洲的“为名为利之徒”之后，叙述者把眼光转向西牛贺洲，写美猴王在“起伏峦头龙脉好，必有高人隐姓名”的高山深林之中，听到了一阵逍遥散淡的“歌唱之声”，歌曰：

观棋柯烂，伐木丁丁，云边谷口徐行。卖薪沽酒，狂笑自陶情。苍径秋高，对月枕松根， 一觉天明。认旧林，登崖过岭，持斧断枯藤。收来成一担，行歌市上，易米三升。更无些子争竞，时价平平。不会机谋巧算， 没荣辱，恬淡延生。相逢处，非仙即道，静坐讲黄庭。

这首须菩提祖师所作的《满庭芳》却由一个樵夫口中唱出，实际上暗示了二者精神世界的相通，而词中的淡泊隐逸情调更是与第九回“渔樵攀话”潜相交通，甚至连用语也颇多雷同，如：“穿林越岭觅干柴，没人怪，从我卖，或多或少凭世界”、“采来堆积备冬寒，换酒换钱从俺”、“担绳二事可容终”、“日出担柴过大街”、“风前弄斧伐枯松”、“两束柴薪为活计”、“八节山中随放性”、“采薪自有仙家兴”等等，都描绘了一幅名为樵夫、实为隐士高人的生活图景，因而有学者把渔樵称之为“理想隐逸生活的代言人”[⑩]。

在“渔樵攀话”最终引出取经之行、取经人走上西行之路后，“渔樵”形象也并未完全退出，而是依然活跃在取经路上，由于取经人或经险山，或经恶水，因而樵夫与渔翁的形象不再成对出现，却随环境的不同而时隐时现。由于百回本中山难多于水难，相对而言樵夫的身影也就多于渔翁了，如第十五回鹰愁涧水神所变的渔翁，送唐僧等渡过鹰愁涧后，“不要钱”并“向中流渺渺茫茫而去”；第三十二回日值功曹所化的平顶山樵夫，“乐以忘忧真罕见”，“担头春色，幽然四序融融；身外闲情，常是三星淡淡。到老只于随分过，有何荣辱暂关山？”强调的也是樵夫无荣无辱的“身外闲情”，而不是“坡前伐朽柴”的谋生手段；再如第五十九回，孙悟空为灭火焰山之火，前往翠云山寻找铁扇公主，在山林间遇到一个樵夫，不仅诗才高超，而且气度峥嵘，谈吐不凡，当孙悟空因得知铁扇公主乃红孩儿之母，怕不肯借扇而“沉思默虑，嗟叹不已”时，他却以“大丈夫见貌辨色，只以求扇为名，莫认往时之溲话，管情借得”相宽慰，显得很有见识。叙述者虽未将这个樵夫设置为神仙化身，但这一段情节描写却带有浓厚的“遇仙”色彩，樵夫的一系列言行颇有禅机点化的意味。再如，第八十六回中，孙悟空等人在隐雾山折岳连环洞救出一个樵夫，樵夫欲叩谢活命之恩，于是将师徒五众引至家中，然而这样一个“自幼失父，与母鳏居，更无家业，只靠着打柴为生”的樵夫，住处却是：“石径重漫苔藓，柴门蓬络藤花。四面山光连接，一林鸟雀喧哗。密密松篁交翠，纷纷异卉奇葩。地僻云深之处，竹篱茅舍人家”，这种清幽秀丽、隔绝尘俗的情调，再次表明百回本叙述者在涉及到樵夫这一形象时，情不自禁加以表现的就是其意象性、象征性，而非现实性，这种思维惯性回过头来也可以解释何以百回本不沿用古本《西游记》中“两个渔翁”的说法，而将之改为“一渔一樵”，即使二者在叙事功能上相差无几。此外，上述的几个樵夫形象，还都带有一些指点迷津的意味，如灵台方寸山樵夫指引美猴王拜师，平顶山樵夫提醒取经人注意危险，翠云山樵夫指示铁扇公主住处，而隐雾山樵夫则将师徒五众引上大路，并称“这条大路，向西方不满千里，就是天竺国，极乐之乡也”，这正是张含章所谓的“还丹纯熟，脱胎换骨，仍是孝子指往灵山”[11]， 点出了樵夫作为指路人的隐喻意义。

作为一组在中国文学中已经有固定意义的人物形象，百回本采用“渔樵”这一意象本身就意味着对于以往文学传统的继承，从古本《西游记》到百回本的改造，不仅为后者增添了文学的风采与趣味，同时这一富含隐逸情味、超脱眼光、冷峻审视的情节，也暗含了叙述者对于整个取经之行意义的质疑与消解，这一结构布局与毛本《三国演义》以一曲 “滚滚长江东逝水”作为全书的卷首词，在苍茫宏阔的时空背景中，把群雄逐鹿、铁血鏖兵的“古今多少事”归之于“白发渔樵江渚上”的“笑谈中”，有异曲同工之妙。王图霸业的征逐也罢，尽忠报国的丹心也罢，不过为名为利，多少的轰轰烈烈成败兴亡，终归风流云散，只有青山依旧，秀水依旧，夕阳依旧。

[①] 第八、九、十回因对唐僧出身故事的不同处理，不同版本文字分合及回目有所不同，此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②] 郑振铎《〈西游记〉的演化》，《文学》1933年第1卷第4期。

[③] 崔小敬《一竿风月  无限烟霞：中国古典诗词中渔父意象探源》，《文史杂志》2000年第1期。

[④] 林逋《小隐自题》，《林和靖诗集》，《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卷一。

[⑤] 陆龟蒙《樵人十咏·序》，《唐甫里先生文集》，《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卷五。

[⑥] 如王春庭《论渔樵》，《漳州师院学报》1998年第2期。

[⑦] 刘勇强《奇特的精神漫游：〈西游记〉新说》，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05页。

[⑧] 何锡章《幻象世界中的文化与人生：〈西游记〉》，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1页。

[⑨] 方伯荣《历代散曲鉴赏》，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71页。

[⑩] 武影《情陶山水  意慕渔樵：摭谈〈西游记〉诗词中的羡隐乐逸思想》，《南都学坛》2003年第3期。

[11] 张含章《通易西游正旨后跋》，转引自朱一玄、刘毓忱编《〈西游记〉资料汇编》，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第241-2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