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百回本《西游记》中，取经五众“犯过被谪——经历考验——重归仙界”的谪世经历构成了小说的叙事模式，作者对取经五众的谪世缘由作了重新加工，强化了前世今生的性格联系，并对其谪世方式进行了总体设计。谪世结构为小说增添了意义复调，在谪世模式的整体设计中，融进了儒释道三教的文化理念与个体的独立思索，使得百回本《西游记》所重构的西游历程成为一种颠覆史实的崭新创造，并升华为一个有关心性修炼、民族精神与传统文化的诗性寓言。

关键词：《西游记》  谪世  三教  结构模式

百回本《西游记》以唐代高僧玄奘取经事迹为素材，但却以独特的叙事策略与文化指归对这一宗教史奇迹作了颠覆性改写，一方面消解了历史上玄奘取经“胜典虽来，而圆宗尚阙，常思访学，无顾身命”^①的学理热情，另一方面，完全解构了真实的玄奘取经“乘危远迈，杖策孤征” ^②的艰辛历程，重构起一个充满隐喻与象征的意义世界。在这一解构与重构的过程中，“谪世”模式的加入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环节，取经五众“犯过被谪——经历考验——重归仙界”的谪世经历构成了小说的叙事模式，并由此形成小说的复调风格，使百回本成为一个具有多重意义与多种阐释可能性的经典文本。

一

所谓“谪世”，按孙逊先生的界定，指的是“正果得道居于上界的仙人，由于触犯某种戒规（通常是由于动了凡心），而被谪降至人世……谪仙们的人生历程是被规定好的：即经过一段尘世生活，又重新回归上界”。^③ 谪降本为道教思想与观念，但后来逐渐具体情节的意义，而具有了结构性的价值。

在百回本《西游记》中，取经五众之所以从东土大唐、五行山下、高老庄前、流沙河畔、鹰愁涧底走上漫长的取经之旅，深层原因即在于他们的前身均在仙界犯了某种过失，不得不到尘世经历劫难与考验，而劫难结束、考验完成之后又重归仙界，这实际上正是一个中国古典文学中源远流长的谪世模式。已经有一些学者注意到取经五众在走上取经路之前都犯有某种过错，如方克强运用原型批评理论提出的“成年礼说”，^④ 诸葛志的“赎罪说”，^⑤ 再如张顺提出《西游记》的故事就整体而言是一个道家的“谪世”故事，整部《西游记》就是一个描述孙悟空谪世前后故事的有机整体。^⑥ 但这些结论的得出往往仅就百回本而言，虽不乏真知灼见，却未能结合整个西游故事的演化过程，无形中忽视了百回本谪世结构的整合性与总体性。

对比《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西游记杂剧》、平话《西游记》等西游故事深化过程中的代表性文本，可以发现百回本为取经五众设计的圆型谪世模式在之前的取经故事中是付之阙如或者不尽完整的：

百回本之前，西游故事中的谪世经历或是个别人物的，或与整个故事缺乏有机联系，往往游离于结构之外。百回本则整体性、全局性地重构了取经一行的前世今生，并无一例外地为五人安排了一个犯过被谪的始点，一方面使师徒五众参差不齐的“取经前传”至此取得了性质上的统一，另一方面在犯过被谪这一相似形式下，作者对个别人物所犯过失及谪世方式的不同设计又使得小说错落有致，是一种别具匠心的创造。下面从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首先，百回本对取经五众的谪世缘由作了重新加工，并强化了他们前世今生的性格联系。在百回本之前的西游故事中，取经五众谪世的缘由具有较大的随意性，而百回本则对取经五众的谪世缘由作了煞费苦心的设计，使之与人物性格、故事情节都发生了更有机的联系，从而成为百回本重构西游历程的重要环节。

（一）唐僧：百回本将此前西天毘卢伽尊者在神佛安排下的托化人间改成金蝉子因不听佛法而被贬下凡，这样设计深意有二：其一，从小说布局上来看，金蝉子的前世使唐僧的肉身具有珍贵的价值，于是西行一路上，男妖想食其肉，女妖想取其阳，为小说构建起了一种独特的“食色叙事”，充分实现和丰富了故事的“神魔化”色彩。同时，这一设计也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唐僧前世与今生之间的联系，与《西游记杂剧》中毘卢伽尊者托化为玄奘后再无照应形成鲜明对比。其二，让前世不听佛法、甚至听佛法时打瞌睡的唐僧承担取经重任，一方面显示出了百回本特有的文化反讽意味，是百回本作为精英文化的代表而远远高于此前西游故事之处；另一方面，这样的设计更突出了小说“修心”的象征与寓意，使取经之行对于取经人而言，不仅仅是“苦历千山，询经万水”的现实旅程，更是心性修炼、意志磨砺、精神升华的心路历程。

唐僧前世与今世最直接的联系自然是其肉身的珍贵价值，而最内在的联系则在对佛法的理解上。读百回本，很多读者常会为一个问题困惑，即唐僧虽然是孙悟空的师父，但他对佛理的领悟能力却远远逊色于孙悟空。这一点只有联系前世才能解释，正是因为前世的金蝉子不听说法、轻慢大教，才会有了今世谪降人间的唐僧；而谪降后的唐僧除保持着金蝉子肉体上的珍贵价值外，还内在承续了金蝉子不听佛法的“原罪”。百回本多处描写唐僧佛学修养不如孙悟空，正是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瞻前顾后、细针密线之处，唐僧形象谪世前后的内在关联性更是百回本的谪世设计远远高于前辈与同侪之处。

（二）孙悟空：不同于对唐僧谪世缘由的大幅修改，百回本中孙悟空的人物身份及主要情节一仍其旧，但诸多细节之处的润饰与调整，却显示了不同的境界与追求：其一，将原本有亲属关系的孙悟空改成了天产石猴。《西游记杂剧》中的通天大圣有“弟兄姊妹五人”及“金鼎国女子”为妻，平话《西游记》中的齐天大圣“由于偷王母绣仙衣、搞庆仙衣会，除了认为象杂剧那样地有妻子以外，不能有其他的设想”。^⑦ 而百回本则将这些亲属、家庭关系一概弃而不用，而将孙悟空塑造成了一个天地精华所生的自然之子，先验性地奠定了孙悟空热爱自由的天性。其二，将此前通天大圣、齐天大圣等这些在凡间自我修炼的神仙、自我加封的神号，改为玉皇大帝亲封的弼马温、齐天大圣，一方面使得百回本中孙悟空的“齐天大圣”身份获得了仙界的承认，不再是以前取经故事中的野仙、妖仙，更符合谪世模式的潜在规定性；另一方面，这样的设计使孙悟空的“大闹天宫”不再是像通天大圣等人的“犯上作乱”，而是带有某种“乱自上作”的意味，大大增强了百回本的讽刺性。其三，将此前取经故事中的偷桃、偷丹、偷衣改成了偷桃、偷丹、偷酒，虽然只是由偷衣到偷酒的置换，却是人物性格发生转换的契机。将未免好色之嫌的偷衣行为换成颇具英雄气概的偷酒之举，并围绕偷酒这一情节，一方面描写了孙悟空与花果山众猴“亲不亲，故乡人”的乡土情谊，强化“享乐天真”的花果山世界与等级森严的天宫的对立；另一方面还描写了孙悟空在大敌面前“诗酒且图今朝乐”的潇洒风度，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是神来之笔。其四，将此前取经故事中收押孙悟空的人物由观音改为如来。一方面，孙悟空“大闹天宫”需佛祖如来亲自出面才能收服，既突出了孙悟空的本领高强，又强化了佛祖的法力无边；另一方面，观音由压迫者变成了拯救者，为百回本中观音与孙悟空的亲密关系做了铺垫。 其五，与上项相联系的，百回本将此前取经故事中关押孙悟空的花果山改成五行山，后来又改称为两界山。五行山乃佛祖如来“将五指化为金、木、水、火、土五座联山”，其间佛道混融之处自不待言，而两界山不仅标志着地理上的“两界”，还具有深刻的隐喻与象征意味。花果山作为孙悟空的生身之处，成为他永远的故乡和精神家园；而两界山作为孙悟空的受难之地，隔开了他辉煌的历史与艰难的前途、天不拘兮地不羁的自由与紧箍儿下的痛苦。

（三）猪八戒：百回本在猪八戒谪世经历上的更改主要有两处：首先，是将猪八戒的前身由摩利支天部下御车将军改成总督八万水兵的天蓬元帅，这样设计意义有三：其一，摩利支天部下御车将军属于佛教系统，而天蓬元帅则来自道教，^⑧ 这样就与孙悟空、沙僧共同构成了人物总体设计上的“弃道从释”、“由道入释”，从一个侧面体现了百回本对佛道二教的态度。其二，西行路上凡是水中的战斗一般都是由猪八戒出面，与不谙水战的孙悟空形成优势互补。其三，天蓬元帅之称号明显比摩利支天部下御车将军更通俗、更中国化，弃后用前是百回本在佛教化与道教化、异域化与民族化之间的有意选择。其次，将私自下凡改为因醉酒调戏嫦娥而谪降，使猪八戒不仅继承了《西游记杂剧》中的好色之习，更把这一“劣习”上溯到了前世，使好色成为猪八戒宿命的烙印；另一方面天蓬元帅是带罪被贬，要想重归天界就必须通过西天取经的严酷考验，为猪八戒“又有顽心，色情未泯”但仍然坚持把取经担子挑到西天提供了深层的心理与行为依据。

（四）沙僧与龙马：百回本中的沙僧与龙马都是前世身份基本不变，而被谪缘由发生了巨大变化。将“一堕深沙”、“带酒思凡”改为蟠桃大会上失手打碎玻璃盏，对于沙僧形象的塑造具有重大的意义：首先，思凡是谪世模式中最滥俗的谪降原因，体现不出人物遭遇的独特性；其次，因思凡而谪降，错在沙僧，而“失手”打碎玻璃盏，且玻璃盏并非罕见之物，不仅女儿国宫中有，寇员外家也有，更显示出沙僧命运的多舛、天威的莫测、赏罚的不公，是百回本一以贯之的反讽笔墨；再次，把思凡这一神仙“常犯错误”改成“失手”打碎玻璃盏这一无心之过，把沙僧写成取经五众中犯错最轻、受罚最重的，为西行路上沙僧诚惶诚恐的赎罪心理提供了最可靠的解释。对龙马而言，将“行雨差迟”改为“纵火烧了殿上明珠”，因而被父亲“告了忤逆”，这一改编也大有深意：首先，对龙而言，“行雨差迟”也是一个“常见错误”；其次，小白龙所谓“忤逆”之罪依据的是儒家道德范畴，有论者认为“小龙的形象，是我东土大唐家庭关系异化、家教刻薄寡恩这样一种严酷现实的象征。” ^⑨ 此论虽未免有过激，但此处对儒家“孝道”的处理，似非无的放矢，联系小说中的其他叙述，如“猴王初学道，是孝子指师；玄奘初出门，是孝子引路；及还丹纯熟，脱胎换骨，仍是孝子指往灵山；则孝子者，百行之先，仙佛之根也”，^⑩ 则反讽之意隐隐若见。

其次，百回本对取经五众的谪世方式进行了总体设计。孙逊指出，“谪世”原本指天上神仙直接谪降至人世，后来这种“谪世”说又揉合进了佛教的“转世”说，演变为上界仙人重新托生于人世的模式。¹¹ 取经五众的谪世方式包含了直接谪世与重新托生两种不同的方式。直接谪世的是孙悟空。笔者曾经指出，诞生于石的孙悟空被压于五行山的石匣之中，从神话学的角度来讲，正是一种死亡回归的置换变形，经过五行山下的象征性死亡，孙悟空获得了新生。¹² 采用直接谪世的方式来处理孙悟空前世与今生之间的转换，一方面是对此前取经故事中相关情节的继承，另一方面则使得孙悟空能最大程度地保持其前世的武功、智慧、精神以及人脉。重新托生的是猪八戒与唐僧。猪八戒的“好色”的基因来自前世，“贪食”却是错投猪胎之后增加的，不仅使得天蓬元帅的谪世方式与其谪世后的性情之间建立了有机的联系，也因而成为小说中“食色二欲的象征”，¹³ 与超越了人类基本欲望的孙悟空形成了鲜明而有趣的对比，为西行一路增添了笑声，也增添了哲理的意味。然而猪八戒虽错投猪胎，却“一灵真性”不泯，唐僧虽出身高贵，却不知前世，因而前世之过就成了神秘的“原罪”，今世的他虽然不知其罪，却注定要为这一“原罪”进行艰难的赎救。这样的设计使得唐僧成为彻头彻尾的肉体凡胎，他虽然以佛门高僧的身份出现的，但支撑他前行的精神力量却并非佛道二家的修行赎罪理论，而是儒家的忠君爱国思想，凝聚唐僧等五人取经小集团的精神力量则既包含了佛道再修正果的观念，更蕴含了儒家“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类家庭伦理。可以设想，假如唐僧也知道自己的前世，小说不仅会损失许多生动的趣味，更会丧失某些形而上的内涵，因为西天之旅考验的不仅是取经人的体能与法力，更是取经人的信心与意志。可以说，唐僧以重新托生的方式完成他的谪世而且在谪世后完全不知前世，正是小说必然的安排与选择。

取经五众中既非直接谪世、又不同于重新托生的是沙僧与龙马，二人都是既经历了仙界的谪降，同时又经历了尘世的变形。由于小白龙是在“不日遭诛”的情势下得到观音救拔的，使得化为白马西天取经成为他当时境遇下的唯一选择；而沙僧是在七日一次飞剑穿胸的苦况下得到观音指点的，也使得取经成为沙僧在当时境遇下的更好选择。因而小白龙与沙僧一样成为了西行路上最坚定最顽强的分子，第三十回“意马忆心猿”、第四十回唐僧被红孩儿所擒时，二人都在大难当头、人心涣散的危急时刻以自己的虔诚重新凝聚起了取经队伍，并非因二人思想境界有多高尚，而实在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带着前世心惊肉跳的记忆，沙僧与小白龙以一种决绝的姿态投身于西行之路，并在这一路上默默奉献了他们的智慧与力量。

论人物形象之鲜明活泼，性格之生动逼真，百回本堪为历代西游故事的集大成之作，人物形象与性格与此前西游故事相比，既有继承，更有发展，尤其是百回本注意到了人物谪世前后性格的内在延续性与变化性，使得谪世不仅仅是人物命运的一种转折，也是人物性格的一次发展，同时也使得百回本中的谪世模式不仅仅具有单纯结构的形式意义，也成为故事情节发展、人物性格形成乃至文化意蕴生成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

百回本《西游记》为取经诸人设置了一个谪世的前世际遇，一方面扩大了小说叙述的范围，使小说的笔触从西行一径扩展至上至天廷下至地府的三界，并重新建构了取经故事的框架，使整个取经历程成为小说人物完成各自谪世经历的中间环节，更重要的是，这一结构为小说平添了一种意义的复调。因为谪世模式的加入，使得原本单纯的取经故事成为一个体现多种文化内涵的多声部合唱，呈现出复杂的寓意结构。

以谪世结构为基点，小说重构的取经历程具有了多种阐释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也只有以谪世为原点，才可以更好地解析小说中诸神的众多矛盾行为，如上界诸神既均对取经持肯定态度，又经常故意为取经诸人设置种种障碍，正说明诸神所需要的是取经的过程而非其结果，取经五众只有经过艰难的磨砺才能修成正果，所谓“《西游》取真经，即取“西游”之真经，非“西游”之外，别有真经可取”， ¹⁴ 正是此意。因为谪世结构的存在，使得小说重构的取经故事具有了史诗与寓言的双重风格。就史诗层面而言，这是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历史使命。历史上的玄奘取经无疑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壮举，“冒越宪章，私往天竺”的玄奘是抱着“常思访学，无顾身命” ¹⁵的追求真理的大无畏精神，以及“宁可就西而死，岂东归而生” ¹⁶的坚定信念而踏上漫漫征程的。而在百回本中，小说重构的取经历程虽然失去了历史上玄奘取经的学理热情，但却增加了沉重的使命感。一方面，唐僧幼经磨难，可谓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的现实演绎，这一凄苦身世既是唐僧作为谪降佛子所必须经历的劫难之一，也为唐僧的生命历程增加了传奇性的色彩。而另一方面，唐僧是带着“使我们法轮回转，愿圣主皇图永固”的政治意图走上取经路的，而在“苦历程途多患难，多经山水受邅迍”的西行路上，唐僧虽然“处处逢灾，步步有难”，经受了饥饿、恐惧、情欲等诸般考验，却时时把太宗的嘱托记在心头，始终把“受王恩宠，不得不尽忠以报国”的儒家道德准则作为自己的信念，始终怀有真诚而强烈的使命意识。这种沉重的政治使命感甚至使得唐僧忘记了自己佛门高僧的身份，而更多地以朝臣自居，甚至称自己“奉旨全忠，也只为名”（第四十八回）。

作为一部叙事文学作品，百回本不仅具有强烈的史诗风格，把一段“乘危远迈，杖策孤征” ¹⁷的可歌可泣的历史演绎成了“寻穷天下无名水，历尽人间不到山”的宏伟篇章，更重要的是，百回本还在史诗层面之上设置了一个寓言层面，建立起了一个心性修炼的文化隐喻。百回本酝酿与形成的时代，正是心学风行的时代，小说受到心学的深刻影响已经学界公认的事实，尤其是关于《心经》在小说中的重要地位前贤更是已有深论，如杨义先生称《心经》为“《西游记》神话思维的一个精神纽结”，“这个纽结是整部神话小说的隐喻所在”，¹⁸ 而当我们结合小说重构的谪世模式来观照这一问题时，会对百回本所揭示的这一心性修炼的主题有更深刻的领悟。

前贤已经充分揭示出，取经五众的设置是与五行生克隐隐对应的，五行原理可以说是百回本《西游记》结构人物体系的一种组织原则，属火属金的孙悟空在这一结构体系中又常被称为“心猿”，可以说，在孙悟空身上最突出最集中地体现了小说心性修炼的主题。孙悟空这一形象是讨论百回本主题绝对“绕不过的存在”，从第一回“灵根育孕源流出”的神奇诞生到第一百回“五圣成真”的功成正果，自始至终贯穿于小说叙述之中，成为全书浓墨重彩铺写的主要对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孙悟空是百回本的核心与灵魂，承担着小说叙述的终极意图和价值指归，具有不可替代的思想意义和精神取向，作者在他身上注入了丰厚的人性内涵与深刻的文化底蕴。

小说叙述伊始，就为孙悟空设置了一个特异的出身，灵石化生的出身使孙悟空拥有了神秘、神圣的诞生，然而他赤裸裸地降生于这个世间，既无人伦的牵连与约束，也无世俗的挂念与纠葛，彻底的自由自在又使他成为一种十足的野性存在，这种野性使得他在百回本的神仙世界中常被称为“妖仙”，而野性的妖仙要修成正果，必须经过“尽勤劳，受教诲”（第十四回）的磨难。以大闹天宫被谪五行山为界，孙悟空开始由“不伏地不伏天”的“妖仙”、“散仙”走向“秉教加持，入我佛门，再修正果”的修炼之路。如果说，大闹天宫意味着孙悟空野性活力的最大张扬，展示出人类自由精神的魅力与光彩，令人赞叹与沉醉，然而，这不过如禅宗所言的“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并非人类精神的最高境界，而且毫无制约的野性张扬必然导致“万劫无移居胜境，一朝有变散精神”的悲剧性后果。而经过五行山下五百年的反思，孙悟空走上西天取经之路。正如论者所指出的，尘世的“取经”对这些谪仙来说，是一个回归天界前的改过立功机会，是一个在尘世除尽欲望，重新磨炼心性的过程。“西天取经”象征的正是一个修心去欲的过程。¹⁹ 西行一路上，孙悟空头顶着令他痛苦不堪的紧箍儿，外之斗妖魔鬼怪，内之炼意马心猿，经过十四年的艰辛与曲折，终于走进了南无斗战胜佛的法相佛光中——来自神话、来自野性的生命在宗教的菩提世界中找到了归宿，而成佛之后，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儿神秘地消失，意味着他终于达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最高境界。

在孙悟空身上，既体现了深刻的心性修炼的主题，同时又是一个古老民族构筑新的民族精神的尝试，百回本将此前西游故事中孙悟空的正果后的果位由《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的“铜筋铁骨大圣”、《朴通事谚解》所引平话《西游记》中的“大力王菩萨”改为“斗战胜佛”，正如论者所指出的，这是百回本《西游记》对平话所作的“最微小却又是最重大的改动”，说明作者“正是以‘斗战胜’来概括孙悟空的形象实质，把孙悟空塑造成了封建时代的斗士形象”。²⁰ 这一“斗士”的人生历程充满了坎坷与磨难，无论是大闹天宫的无限风光继之以五行山下五百年的苦楚，还是重获新生后又被带上紧箍儿推到西行一路降妖伏魔的风口浪尖上，但最终孙悟空通过了所有预设的与意外的考验，不仅以取经功成圆满赎救了前愆，完成了自谪降人世至重归仙界的圆形循环，也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对一个古老民族文化精神的模拟与营造。

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与文化的民族，中华民族既有着傲立世界的优良传统，又有着不可讳言的民族劣根性。在儒家文化浸淫与主导下的传统社会，既在社会上层形成了“家天下”的政治结构模式，也导致了普通民众对于皇权与强权的普遍服从、顺从心理，形成了既自强不息、勇敢坚强又温柔敦厚、循规蹈矩等等矛盾统一的民族性格，对此有学者称之为奴性哲学。然而，即使在奴性哲学的笼罩之下，中华民族依然飘扬着不屈不挠的斗争旗帜，从共工头触不周天、刑天操干戚以舞、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鲧盗息壤以止淫水、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孟子的浩然正气、仲连的义不帝秦、岳飞的抗金志气等等，乃至历代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忠勇正直的名臣良将、济人之难的刺客游侠等等，无不象征着人性在哪怕任何专制时代的美好与昂扬，象征着中华民族在哪怕任何黑暗时代的抗争精神与生命意志。而历史上众多抗争者的形象，则不仅是百回本创造孙悟空形象的深厚文化土壤，也给这一形象或直接或间接的启迪与影响，如有学者指出，孙悟空大闹天宫的顽强的斗争精神，提出“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若还不让，定要搅扰，永不清平”，“英雄只此敢争先”等革命口号和永不屈服的精神，和那种与天兵恶斗失败后，刀砍剑穿不能伤其身，火烧雷击不能治其死的顽强意志，是与刑天氏“与帝争位”的顽强的反抗精神一脉相承的。²¹ 而结合百回本《西游记》的时代文化背景，早在明代中期，古老的封建中国大地上已经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尤其是东南沿海一带，甚至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济基础的新进展，带来了社会意识与文化心理的大变革，日渐强大的市民阶层要求冲破封建礼教、制度的束缚，争取人性的自由、人格的平等，而在思想领域中，阳明心学及随后的王学左派的出现，无论是他们对程朱理学的激烈抨击，还是对封建制度的深刻怀疑，无不撼动和震惊了当时的思想界乃至对普通民众发生了巨大影响。在这样的时代境遇下出现的百回本《西游记》，自然不可能不熏染上时代的文化气息，孙悟空的形象既孕育于古老的取经故事演化过程中，同时又赋予了新时代的新气象，以致曾经有研究者提出，孙悟空的形象是新兴市民社会势力的政治思想面貌在文学上以理想化了的浪漫主义形式的表现，²² 虽不无过激之嫌，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了孙悟空形象与当时社会进步势力的联系，揭示出了孙悟空这一形象独特的时代意义与文化价值。可以说，孙悟空身上那些热爱自由、坚定顽强、百折不挠、乐观进取等等精神，既是对中华民族优秀民族精神的继承与礼赞，也是百回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反思民族精神、重塑民族精神的尝试。

百回本《西游记》构建的圆型谪世模式，不仅是对作品叙事结构的精心设计，更构建小说深层意蕴与主旨的自觉努力。作者在这一谪世的整体设计中，融进了儒释道三教的文化理念与个体的独立思索，使得百回本《西游记》所重构的西游历程迥异于此前的取经故事，成为一种颠覆史实的崭新创造，并升华为一个有关心性修炼、民族精神与传统文化的诗性寓言。

注释：

^①15 玄奘《还至于阗国进表》，转引自朱一玄、刘毓忱《〈西游记〉资料汇编》，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第13页。

^②17 李世民《大唐三藏圣教序》，转引自朱一玄、刘毓忱《〈西游记〉资料汇编》，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第20页。

^③11 孙逊《释道“转世”、“谪世”观念与中国古代小说结构》，《文学遗产》1997年第4期。

^④ 方克强《原型模式：〈西游记〉的成年礼》，《文艺争鸣》1990年第3期。

^⑤⑨ 诸葛志《〈西游记〉主题思想新论》，《浙江师大学报》1991年第2期。

^⑥ 张顺《以谪世为中心的〈西游记〉结构》，《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⑦ [日]太田辰夫《〈朴通事谚解〉所引〈西游记〉考》，转引自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中国古典文学丛考》（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09页。

^⑧ 据《素问天元纪大论》有“九星悬朗，七曜周旋”，注曰：“九星谓：天蓬、天内、天冲、天辅、天禽、天心、天任、天柱、天英。”可见天蓬乃是北斗七星和辅佐二星组成的“九星”之首，转引自杨义《〈西游记〉：中国神话文化的大器晚成》，《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

^⑩ 张含章《通易西游正旨后跋》，转引自朱一玄、刘毓忱《〈西游记〉资料汇编》，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第241-242页。

¹² 崔小敬《冲动与规范：〈西游记〉神话精神与宗教精神的文化剖析》（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2001年，第41页。

¹³ 刘勇强《奇特的精神漫游：〈西游记〉新说》，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17-132页。

¹⁴ 刘一明《西游原旨读法》，转引自朱一玄、刘毓忱《〈西游记〉资料汇编》，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第248页。

¹⁶ [唐]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7页。

¹⁸ 杨义《〈西游记〉：中国神话文化的大器晚成》，《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

¹⁹ 苟波《“尘世磨难”故事与道教的修仙伦理》，《四川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²⁰ 曹炳建《孙悟空形象的深层意蕴与民族精神》，《河南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

²¹ 刘毓忱《孙悟空形象的演化：再评“化身论”》，《文学遗产》1984年第3期。

²² 朱彤《论孙悟空》，《安徽师大学报》1978年第1期。